新京报: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 担起环保之责|税率

  • 日期: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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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承担环境保护责任

有必要注意经济手段的作用,而不是过分依赖行政手段。这是向发达国家学习的经验。例如,上述环境税是一种有效的经济工具。

款阐明了地方政府有责任改善环境质量。

那么地方政府如何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发挥更好的作用呢? “新京报”记者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张继文,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徐金涛,探索这个话题。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离不开国情。

新京报:您认为当地政府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整体情况如何?

徐金涛:地方政府对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特别重要,但我认为他们在某些方面做得不好。经过这么多年的环保工作,一些地方政府的不作为仍然相当严重。我认为在中国的生态保护链中,地方政府是薄弱的。因此,现在有必要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改变当地的环境保护工作,这是改善中国生态环境的关键一步。

新京报:地方政府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面临哪些困难?

常继文:环保部门垂直管理体制改革后,很多地方反映出县级政府的环保工作没有把握,因为县生态环境局成为市级生态环境的支部。环境局,县级政府要履行领土责任。没有专业部门,没有权力执行该部门的尴尬局面。

因此,有些地方仍然保持原有的环保部门管理制度,即县环保部门也在县政府的管辖范围内,然后比较看两个更适合的环境管理制度,但是还需要观察,而不是全面。

徐锦涛:跨区域协调是当前环保政策要解决的难题。许多污染问题不是污染点,而是跨区域污染问题。因此,只有一个地方的环境治理不能解决问题,必须在更大的领域进行联合管理。因此,要防止一些地方成为污染企业的“避风港”,需要建立良好的跨区域协调机制,制定相对一致的政策也非常重要。

新京报:您如何看待环境保护离不开中国国情?

常继文:过去几年,中国经济一直面临下行压力。 7月份,我去调查,发现一些地方的政府工作人员在支付工资方面遇到了困难。当地生态环境部门能想到多少?并且知道。

因此,从总体趋势来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离不开国情。换句话说,如果地方政府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一些环保战略和政策不应该落后,也不应该过于激进。它们必须稳定稳定,不得损害当地的经济活力。

环保战略过于激进,解决了失业问题。公众不支持它,当地政府也不会支持它。即使你口中说“是”,你也不会在心里支持它。这种生态环境并不好。太激进也容易生出一些“假整风”现象,最后以一种姑息的结果结束。

同时,面对不同地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客观现实,有必要兼顾公平与发展,使协同效应具有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新京报:近年来,在推动地方政府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中国推进了党政责任制,责任制和责任制。您是否认为这可能是地方政府保护生态环境的“紧缩措施”?

常纪文:党和政府的责任是我提出的第一个,效果很好。但我不认为依靠党和政府的责任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党和政府的责任只是一种监督和催促的手段,就像催促孩子的学业表现一样。如果一个贫穷的父母不能很好地打球,那么这并不一定能让孩子的表现更好。从长远来看,这取决于孩子自身的能力。而且,打败孩子并不好,这只会让孩子越来越愚蠢,依靠党和政府分担责任,还要依靠党和政府来获奖。

徐金涛:我认为最好的“紧缩诅咒”是一种有效的经济手段,如环境税和排污权交易。这可以降低环境改善的社会成本,同时增加地方政府的收入。让地方政府搞好生态环境保护的关键是通过增加收入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这个链接现在很弱。

“穷人”不是污染环境的理由

新京报:环境税如何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徐金涛:不仅可以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而且环境税也可以促进各部门之间的协同作用。环境税的前身是排污费。一方面,费率很低。另一方面,这些费用也与污染企业讨价还价。此外,收集的排污费基本上由环境保护局用于解决其自身准备和人员资金缺口的问题。因此,排污费不能由地方政府调动,也不能促进各部门之间的协调。

但改为环境税是不一样的,因为环境税是地方税,地方政府控制它。通过这种方式,动员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也愿意出面协调环保部门和税收,金融,工商等政府部门的问题。

我为当地人做了一些咨询项目。如果项目由一个单独的部门主导,则相对难以制定,但如果项目由当地政府领导,则很容易实现。

新京报: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是否与相对发达经济体征收的环境税率相同?这合理吗?

徐金涛:某个地方的空气和水都被污染了。来源可能不仅在当地,而且还受到周边地区的影响。因此,为了解决某个地方的污染问题,周边省份的环境税率必须保持一致。如果税率低于其他地方,很可能造成污染“安全避风港”,污染企业将转移到低税率的地方,最终污染问题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新京报:环境税会增加企业负担,影响当地经济发展吗?

许锦涛:环境税不会也不应该是一种只会增加企业负担的税收,而是税制改革的结果。只有通过税制结构改革,才能更深刻地影响产业结构调整,影响技术选择。

从理论上讲,环境税是一种没有副作用的税收。当征收环境税时,其他税收将相应减少,以便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基本平衡。因此,环境税不会导致经济衰退。

换句话说,如果每个地方政府都说它贫穷并希望发展污染行业,那么我们的国家什么时候才能走上低碳发展道路呢? “穷人”不是污染环境的理由。

注重经济手段,但不依赖行政手段

新京报:排名当地生态环境质量(如空气和水质),能否促进当地政府进一步改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常纪文:很有效。我去了广东惠州大亚湾进行研究,因为今年1月至3月的水质改善结果得到了生态环境部的好评。当地(惠阳区)政府特别高兴,然后主动“加”措施。

排名有推动作用,但有限,关键是要解决问题。让我给你举个例子。就像苏南,苏北,安徽和浙江一样,两地的经济实力完全脱离一个层次。只排在两个地方,不可能让经济相对落后的地方的环保工作。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如果两地经济发展水平相等,生态环境仍然好,另一个不好,那么这个排名的效果会很明显。

徐金涛:如果地方政府经常出现在一些名单的末尾,也会对相关负责人产生影响,甚至可能影响他的晋升。如果生态环境部决定制定清单,如果媒体敢于列出清单,那肯定有助于生态环境保护。

当然,外部因素也必须通过内部因素来解决。如果干部选择机制与列表无关,那么列表的影响将相对有限。如果没有触及当地政府领导人的利益,影响可能不会太大。

新京报:比较发达国家环境治理的历史,我们可以吸取哪些教训来促进地方政府的环保工作?

常继文:关键是要遵守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规律。这是发达国家更好地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一种方式。例如,当伦敦在英国统治时,前提是它不会损害英国的国际竞争力。

许锦涛:首先,要发挥人民的作用,第二,发挥民间环保组织的作用。在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这两种力量的作用还不够。在发达国家,非政府力量在促进政府变革和政策变革方面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

当然,中国也在努力改进。目前,在环境保护领域,人民的力量越来越大,民间环保组织的作用越来越大,一些环境领域的行政诉讼越来越多。

另外,要注意经济手段的作用,而不是过分依赖行政手段。这是向发达国家学习的经验。例如,上述环境税是一种有效的经济工具。

新京报记者肖龙平实习生刘思远

主编:于鹏飞